新政治经济学批判（3）

——新自由主义批判

雷璟思  

2026年6月3日

核心提要：20世纪40年代初，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长期盛行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曾把中国革命推向了绝境。在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在引进西方经济学和市场经济理论的过程中，在我国思想理论界和社会思潮中出现了一种“新教条主义”。所谓“新教条主义”就是在我国新时期改革开发过程中把西方经济学理论教条化、把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原则和美国市场经济模式神圣化。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制原教旨主义（或称私有制万能论）就是“新教条主义”在当代世界各地的集中体现和表现形式。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苏联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也曾经出现把西方经济学理论教条化、把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原则和美国市场经济模式神圣化的“新教条主义”思潮，在苏联改革中强力推行“休克疗法”的“新教条主义”，曾把苏联经济推下灾难深渊，这是导致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和东欧剧变的重要理论根源。与此同时，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新教条主义”极力主张推行从经济到社会各领域的全盘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已经把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推到了危险境地，从根本上威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从根本上威胁我国国民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进程，从根本上威胁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在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制原教旨主义进行革命性的彻底地批判。在此，我们在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进行理论上的革命性的彻底批判的基础上，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理论上的革命性的彻底批判，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坚决捍卫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坚决捍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和历史进程。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新自由主义

自20世纪下半页以来，新自由主义在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流行，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理论和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西方经济学和市场经济理论的过程中，开始新自由主义开始在我国学术界、理论界和思想界流行，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把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推到了危险境地，而且从根本上威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国民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从根本上威胁中华民族和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从根本上威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因此，必须从实践和理论上对新自由主义进行革命性的彻底性的批判。

为了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理论上的革命性的彻底性的批判，我们应对什么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演进及其重要历史影响、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从新自由主义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关系方面揭露新自由主义是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工具，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实践和理论上对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和危害进行系统性的揭露和彻底性的批判。

一、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是一种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哲学， 也是一种现代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其核心是经济上主张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政治上否定公有制、社会主义和国家干预，政策上极力鼓吹以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为主导的全球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在对外政策上，新自由主义支持利用经济控制、外交压力或是军事侵略等手段来控制矿产资源、拓展国际市场，达到强制性掠夺或所谓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的目的，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典型版本。因此，新自由主义是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服务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

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演进和变形，这一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经济理论，它是由众多主旨基本一致、风格不同、具体观点各异的不同学术流派在不断发展中逐步形成的。狭义的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主要代表伦敦学派，哈耶克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被广泛誉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及社会思想家之一，他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主要代表作包括《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自由秩序原理》等。广义的新自由主义，包括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外的现代货币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供给学派等现代西方经济学各个派别。

新自由主义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他们是一脉相承和一对孪生兄弟。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并走向理论极端，坚持提倡和大力宣扬“三化”：一是“自由化”，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若要让社会裹足不前，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给所有的人都强加一个标准”；二是私有化，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私有制是人们“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三是市场化，新自由主义认为，离开了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

新自由主义在坚持“三化的同时，特别强调和坚持三个“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几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一致地指出，“当集体化的范围扩大了之后，‘经济’变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不能搞公有制；二是否定社会主义。在新自由主义者们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集权主义；三是否定国家干预。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

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和内容集中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1．主张完全自由的竞争市场。新自由主义在实质上是撇开人们的社会属性和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脱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社会形态，制造一种抽象的极端自由的“理想市场”作为理论前提和政策依据。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机制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与干预。

2．主张私有化。主张彻底私有化，认为私有制是最高效、最符合人性的永恒制度，并强烈反对公有制。新自由主义认为，私有化是保证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私人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要求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

3. 倡导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首先是利己的动机和行为，其次才是利他的动机和行为。新自由主义认为集体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任何集体利益的实现不应该以压制合理的个人利益为代价，社会目标不能抑制个人目标。强调社会保障责任应由国家向个人转移，反对高税收的福利国家模式‌。‌‌‌

4．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选择是经济和政治活动最基本的原则，应当自由地拥有私人财产，自由地交易、消费和自由地就业。

5．主张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力量。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的自我调节是分配资源的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强调通过市场的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实现充分就业的唯一途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集中决策体制下不可能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认为政府不可能有充分的信息做出明智的决策。

6．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经济。新自由主义认为，如果由国家来计划经济、调节分配，破坏了经济自由，扼杀了“经济人”的积极性，降低了生产效率，只有让市场自行其是才会产生最好的结果。因此，只要有可能，私人经济活动都应该取代公共行为，政府对经济活动不要过多干预。主张政府作用应最小化，其职能应仅限于如“守夜巡警”般的保护性角色。

7. 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以美国为超级大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和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经济全球化并不排除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更不等于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体化。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般地鼓吹经济全球化，而是着力强调要推行以美国为超级大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体化，即美国的全球霸权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二、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演进和重要影响

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危机严重，为适应新的政治要求，英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伦理学家托马斯•希尔•格林首先提出了既坚持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又实施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国家作用的新理论。19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自由党内外很多自称“集体主义者”的激进知识分子，主张建立平等、合作的新社会，要求国家在减少日益严重的失业和贫困现象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他们从格林的著作中寻找行动的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成为他们所推崇的理论的代名词。此时的新自由主义对“自由”的解释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比有了显著不同，提出自由应该是制度框架内的自由，而不是绝对放任自流。最早的新自由主义者代表人物多为牛津大学的教授、学者和研究人员。20世纪初，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英国官方政策的重要基础，其影响遍及英伦三岛并扩展到西欧，引起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深刻变化。两次世界大战严重阻碍了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传播，而它的思想原则却在北美得到了体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60年代，“福利国家”政策在西方国家兴盛，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破产，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渐趋衰微。此时以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为首的朝圣山学社逐渐兴起，提出以恢复古典自由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后被简称为新自由主义，而之前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则被直接称为自由主义以示区别。

新自由主义（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潮的出现是由当时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环境造成的。一方面，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和同年哈布斯堡家族结束对奥匈帝国的百年统治，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既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种肯定，也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另一方面，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和计划经济的建立，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前景，这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种否定和超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出现了早期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的演进过程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深刻联系。

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一场席卷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彻底暴露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弊端，它不仅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基础——萨伊定律（供给会自动地创造自己的需求）的一次全面否定，而且实际上宣告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的结束。在人们愿意在手头持有更多货币的灵活偏好、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投资边际收益递减这等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曾长期驱动经济增长的私人消费、企业消费和投资热情的全面衰退，有效需求不足并迅速普遍化，成为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因而迫切需要国家出面来干预经济活动。于是，着重主张以扩大政府支出创造需求和通过政府干预推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便应运而生。美国“罗斯福新政”则以政策实践的形式表明了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并使凯恩斯主义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导西方宏观经济运行长达40年之久。这40年既是国家干预盛行和取得成功的“凯恩斯时代”，同时又是新自由主义受到冷落的时期，在此期间，新自由主义者着手对其理论进行精雕细琢，并进行系统化的经院修炼，新自由主义的很多重要著述就是在这个时期成文的。

20世纪70年代初期，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导致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的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个时期虽然技术进步使生产率提高，但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利润）最大化导致失业增加、经济过度开发导致能源极度短缺和经济成本迅速上升、政府过度干预导致政府膨胀和政府开支增加、企业税赋加重等多种综合原因造成的经济“滞胀”状态。一方面，面对经济“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政策束手无策，不能提出解决“滞胀”局面的有效对策；另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则片面地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政府开支过大、人们的理性预期导致政府政策失灵所致。随着美国总统罗纳德•威尔逊•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的上台，在西方国家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美英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反对国家干预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高度，这是“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又称新自由主义为新保守主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技术革命兴起，生产力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为了适应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化发展的需要，新自由主义开始由理论、学术而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学术范式化，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由美国政府炮制的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华盛顿共识”。

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由于国际机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这与当时的国际背景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其一，最为重大的事件就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遭遇重大变故，这为国际上特别是美国“芝加哥学派”及其弟子提供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口实。以里根执政为标志，“芝加哥学派”成为美国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之一。在里根和撒切尔的鼓动下，新自由主义在美国乃至经合组织国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其二，20世纪90年代，恰逢西方国家经济技术得到快速发展，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科技进步、发展信息产业与调整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一些东西方的政治家和学者，将这种变化看作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主张发展中国家经济也需要通过实现自由市场经济的途径，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其三，由于发达国家的科技和信息技术得到迅速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与贸易、社会和产业之间的联系大大增强，人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扩大。总之，国际形势与世界格局为推行自由的市场经济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在该书的导言中，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则对“华盛顿共识”的本质内涵给出了如下简明概括：“华盛顿共识”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三重特性。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华盛顿共识”集中体现了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灵魂和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服务的明显工具性。

三、新自由主义主要流派分析

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包括众多学派的思想和理论体系。狭义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广义新自由主义，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外，还包括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代表的货币学派、以罗伯特·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詹姆斯·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阿瑟·拉弗、马丁·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而每一个学派都有一个核心和灵魂人物，是主要理论和思想的提供者。在此，对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和和理性预期学派作简要介绍。

1．伦敦学派

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哈耶克，他是一位出生于奥地利的著名经济学家、思想家，他长期活跃于反凯恩斯主义、反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中心：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美国的芝加哥大学、英国的大学经济学院。哈耶克既是主张经济自由的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又是芝加哥学派的核心成员，同时也是奥地利学派的骨干成员。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是其他所有新自由主义者的主要思想来源，不仅明确主张自由化，强调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而且坚持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哈耶克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经济，认为垄断、计划化、国家干预始终与无效率相联系。他指出，“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他认为，即便是货币发行权也应还给私人银行，而不能让政府垄断。

2．现代货币学派

现代货币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也称新保守主义学派）。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和领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他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现代货币主义创始人。他曾在美国财政部等机构任职，担任过尼克松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这一学派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反对国家干预为主要政策主张，强调实行所谓“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货币学派认为，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对经济产出量具有更大效应，货币供应的增加是通货膨胀的根源。货币主义者强调，货币和其他商品、其他金融资产是一样的资产。人们保留商品、债券、股票没有区别，彼此之间可以互相替代。因而，货币政策影响货币总需求。货币需求函数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可以通过数字统计测量出来。他指出：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不稳，是货币受到扰乱，所以货币最重要，货币是支配资本主义产量、就业和物价变量的唯一重要因素。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是可以稳定的。他极力主张货币政策只要求货币数量稳定的、有节制的增加，即支持长期的货币规则或目标。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从传统自由主义出发，强调不需要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应让市场机制完全地充分地发挥作用。弗里德曼在市场经济理论、现代货币数量论、消费函数理论和经济方法论等方面，也均有重要建树，并因消费理论、货币历史和理论以及稳定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就，并于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3．理性预期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学教授卢卡斯，他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卢卡斯以经济人理性和人的行为理性预期假设为前提和理论基础，用货币周期模型论证和说明了经济波动的原因，并得出了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效因而无需政府干预经济的结论。他强调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在西方宏观经济学领域引发了一场“理性预期革命”。理性预期学派指出，人是理性的，总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经济变量的未来情况事关自己的选择和利益，个人会调用自己的智力和资源，对它进行尽可能准确的推测。人们会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可得的信息，按照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对经济变量的未来情况做出预期。由于理性预期的作用，市场机制能确保充分就业均衡，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要么归于无效，要么加剧经济波动，因此是不必要的。他首创新增长理论，把经济运行的源泉和动力归结为人力资本的内生积累与增长，这种积累和增长不仅能使人力资本本身的收益递增，而且可以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从而可以使经济增长动态化、长期化。他认为，通过国际贸易可能会强化国家间人力资本禀赋差异，从而加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对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的分析，可以更明确的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和特征，即主张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反对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必要干预，反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即使现代货币学派和和理性预期学派在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就，比如现代货币数量论、消费函数理论、经济方法论和个人经济预期等，但这些理论研究成果都是西方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服务的理论，是为了巩固西方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成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推动了新自由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流行。

    四、对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批判

新自由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新自由主义在坚持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这“三化”的同时，特别强调和坚持否定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和国家干预这三个“否定”，极度迷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认为市场可以自动恢复平衡，不需政府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1980年前后，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大行其道，时任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均深受其影响，英国在经济政策上大力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在金融政策上英国和美国都提倡取消管制和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以及提高国内和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程度。此后，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逐步成为主导美欧意识形态和经济对策的主流经济学派，之后西方垄断金融资本集团并不满足于仅仅对美国经济的主宰，还逐步向全球各地扩张，企图掠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财富。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主导性的全球政治经济思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深刻影响了各国的发展路径。世界多国实践表明，新自由主义推动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和去监管化并未实现普遍繁荣，反而导致财富高度集中、公共服务退化和社会矛盾激化。例如，美国收入最高20%家庭占据全国收入的‌52.3%‌，而收入最低80%仅占‌4.8%‌，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这种两级分化现象揭露了资本收益远超劳动报酬增长的结构性失衡。在拉美、东欧等地区，照搬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导致产业空心化、汇率动荡和社会动荡，甚至出现“增长停滞、政治失序”的治理危机状况。从更深层次地看，新自由主义还将市场逻辑扩张渗透至教育、医疗、司法等公共领域，严重削弱了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也侵蚀了社会团结的基础。

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在全球多地暴露出严重危机。阿根廷总统米莱推行极端新自由主义改革，包括大规模私有化、美元化、削减社保。从表面上看，虽然短期内阿根廷通胀下降，但长期则导致国家贫困结构恶化、社会冲突激化、国家主权让渡。这场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5%的富人享受巨大利益，而绝大多数民众则承担巨大代价，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危机和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服务的本质 。

2008年9月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则充分暴露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脆弱性。西方国家放松金融监管、鼓励投机行为，使经济陷入“脱实向虚”的困境，最终由国家和公众承担系统性风险的后果。面对这场给全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国际金融危机，人们对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的认识也逐步深入，新自由主义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口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糟糕。这场席卷全球的世界性的金融、经济危机宣告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破产，新自由主义流行的高潮已经减退。

六、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批判

新自由主义理论引发全球性的极端两级分化、广泛不平等、社会严重分裂与金融经济危机，引起了世界性的社会各界多方面的深刻批判。国内外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理论进行较为系统的深入分析和理论批判，揭露了新自由主义为国际垄断金融资本主义服务的本质和脱离实际经济过程的虚伪性，在反击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在，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展开对新自由主义革命性、彻底性的理论批判。

（一）新自由主义是为当代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控制全球经济服务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工具

我们通过分析新自由主义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关系，深刻揭露了新自由主义是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控制全球经济服务的经济理论体系和理论工具，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为新自由主义兴起提供了基础，而新自由主义则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理论工具。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已经开始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发展。而从20世纪70年代起，资本主义开始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转变。在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间，先后发生了标志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转变的重大事件：

1. 以“滞胀”为特点的1973—1975年世界经济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大转变的第一个历史拐点。经济“滞胀”是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历史序幕。

2. 全球性跨国公司的崛起使全球市场同时又成为全球工厂，从而为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奠定了最深厚的物质技术基础。

3. 新兴服务贸易国际化使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全球经济实现了全产业链控制，为在产业层面上把推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奠定了最深厚的服务技术基础。

4.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因特网或互联网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控制科技和经济的全球性密网，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标志性技术，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基础和强大武器。

5. 美国发生的“9•11事件”为全面建立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提供了历史窗口，使美国掀起了一场实现“政治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的乌托邦式浪潮，从政治层面形成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世界经济的全面控制。

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揭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一国或世界的经济发展需要不同的理论支撑。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需要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则需要新自由主义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这些重大事件，既标志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到来，也为新自由主义的流行高潮提供了历史契机。反过来，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推动了当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1990年“华盛顿共识”出笼后，新自由主义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和理论支撑，深刻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是为当代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控制全球经济服务的理论体系的本质。

第二，新自由主义作为完整形态的理论体系，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提供思想指引和理论基础。

新自由主义理论归纳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这就是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这四个方面互相联系，彼此促进，不可分割，形成一个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服务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1. 在经济自由化的全球浪潮中，经济自由化已经从市场自由化发展到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控制全球经济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强大杠杆。虽然各国金融自由化涉及的方面和内容有所不同，但总的来看，主要包括：实现完全利率自由化；金融机构业务的多元化；改变境内外金融市场分离状态，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经济虚拟化，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实现金融自我循环；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国际化紧密相联，相互推进。在金融规模日益庞大，越来越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命脉的情况下，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使得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有了一个控制全球经济的最重要的杠杆，企图通过金融“扼制”把整个世界经济体系更加牢固地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同时，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为当代世界经济和各国人民带来巨大风险。

2. 新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各地。新私有化全球浪潮既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同时，原苏东国家的社会剧变又摧毁了公有制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难以进入或无法控制的领域已经所剩无几。在新私有化浪潮中，既有世界各国本地的私有化浪潮，也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国推动的私有化浪潮。

3．经济市场化的全球浪潮。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蔓延，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致力于追求市场机制的完善，而非市场经济国家则纷纷谋求建立市场经济制度。90年代以来，原苏联东欧国家几乎是齐步走式地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从拉美、亚洲到非洲，各类经济模式国家几乎都无一例外地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越来越发挥决定作用。世界各国推动的“经济市场化”进程是在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规范“行车规则”，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进行全球扩张、控制全球经济扫清制度上的障碍。从拉美、亚洲到非洲经济落后国家的市场开放和资金需求，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提供了新机遇，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则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提供了难得历史机遇，使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国外的“自由空间”急剧扩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格局和历史趋势。

4.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一体化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企图统治全球经济的制度安排。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华盛顿共识”的炮制及其出笼，正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企图一统全球经济和政治的集中体现。“华盛顿共识”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全球化，而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一体化”的全球化。自上世纪90年代始，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蔓延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理论表现，也是国际垄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制度实现，其结果绝不可能使世界经济变成一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体系，恰恰相反，它将使全球经济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控制之下的国际垄断资本体系，历史性的结束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体系。

第三，新自由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国际扩张的资产阶级理论。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相比具有更广的涵盖范围，但在当代世界范围内，由于世界经济体系处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支配之下，国际垄断资本借助经济全球化全速进行全球性扩张，所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与经济全球化又几乎完全重叠。从世界范围来看，新自由主义、国际垄断资本、经济全球化浪潮紧密交织、融为一体、形成完整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后，不能不看到新自由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巨大影响力，甚至是决定性的支配力。如果没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也难以形成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格局。从本质上说，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科学技术进步的必然产物。但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又一直处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支配之下，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的推动力。因此，我们不拒绝参与经济全球化，但同时必须对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则须保持高度警惕，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安全。

（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假设脱离客观经济现实

新自由主义在坚持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这“三化”的同时，特别强调和坚持否定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和国家干预这三个“否定”，迷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认为市场可以自动恢复平衡，不需政府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

从当代世界范围来看，虽然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和自由竞争市场体系的理论假设，完全脱离当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客观经济现实，但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却符合国际垄断资本及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的利益，因而得到了国际垄断资本及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的极力吹捧和指出，成为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新自由主义已成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居支配地位的话语体系。同时，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也完全脱离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现实，其本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的。

第一，“经济人”假设及其人均数据的理论结论都脱离经济现实，掩盖了经济事实和经济活动过程的真相和本质。众所周知，“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也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即把人看成是完全理性、自私自利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者，其结论是每个人在做经济活动选择时，个体的理性自利选择最终能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然而，在从人类历史和客观事实上看，现实中的每个人总会受到个人情感、个体能力、社会资源、社会规范、信息不足和利益取向等因素的重要影响，在经济活动选择时难以舍弃个人利益以增进社会整体利益。因此，个体的理性自利选择最终能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理论结论是完全荒谬的，只是一种经济数字游戏而已，世界性的严重两级分化及其深化发展的客观事实也宣告了这一理论结论的破产。新自由主义标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均数据”与“机会均等”，但这种平等仅停留在法律条文和数据等形式层面，忽视了个体在出身、资源与社会结构中的巨大差异。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只是用人均收入、人均消费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数据来掩盖当代全球性的严重两级分化、阶级固化和阶级斗争和造成社会分裂对抗的现实，用所谓各种人均数据来麻痹世界各界人民，特别是我国的一批新教条主义的所谓权威学者也坚持用各种人均数据这个看似公正的数字来描述我国经济状况，麻痹中国社会各界民众和一部分各级领导干部，让他们认为，这些各种人均数据是所谓最公正的和最正确的结论。在世界性的严重两级分化及其深化发展的客观事实面前，多么好看的人均收入、人均消费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数据已经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只能是一种数字鸦片和一块遮羞布而已。

第二，人类经济发展史证明，“经济人”假设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客观经济现实，与经济活动的实际过程严重脱节，走上理论与实际分裂和脱离的邪路。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也证明，“经济人”假设难以面对各类“经济组织”是经济运行基础和主体的客观现实，难以面对和解释各种各样的实际经济问题。如果抱住“经济人”假设不放，西方经济学必将最终走向“黑板经济学”，必然走进理论脱离实际的死胡同，也必将面临一场脱胎换骨的理论革命。“经济人”只是一种极端的纯粹理论抽象，完全不符合客观存在的“社会人”的实际，同时也完全否认了企业和各种社会机构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基础性作用，完全脱离了人类历史过程的和当代的经济现实。作为以“经济人”假设为逻辑基础的西方经济学主要内容“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同样越来越脱离经济现实，必将导致理论假设与客观实际的错位和脱节，也必然被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具有良知的学者所抛弃，成为已经严重过时的虚假的经济学理论。

第三，各种“经济组织”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个人只能在各种经济组织及其经济组织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个体和组织的关系，这一重要论断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石，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基石。从经济方面来讲，“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指“经济组织”，这里的经济组织是具有经济功能的家庭、企业、事业机构、社会机构、国家机构和国际组织等。从逻辑上讲，个体已包含在各种经济组织中，经济组织是市场交换的最主要的主体或载体，是经济活动主要承担者，经济组织是现代经济活动的基础和支柱，是现代商品经济理论逻辑起点，个人只能在各种经济组织及其经济组织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脱离了经济组织，单纯的个人是难以生存和发挥作用的，即使在原始社会，个人也不能脱离氏族组织而存在。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旗帜鲜明地否定“经济人”这种脱离实际的理论假设，确立“经济组织”是科学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和逻辑起点，确认个体与组织的本质关系，明确经济活动中经济组织的根本作用和主体作用，明确个人在经济活动的适当地位，而不是无限的拔高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坚定地走经济理论与客观实际结合的唯一正确道路。

附录：西方著名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批判

反对新自由主义

法兰西学院皮埃尔. 布迪厄教授在1998年12月号的法国《外交世界》（英文版）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无止境剥削的乌托邦---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的文章，对当今世界颇为流行的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旨在摧毁集体结构的纲领。现摘要介绍如下。

一、何谓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已成为当代世界居支配地位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认为，经济世界是纯粹的和完美的世界，它通过制裁或中介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展示自己的逻辑。这种监护人理论纯粹是一种数学上的虚构。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抽象的基础上。在狭隘的和严格的理性概念的名义下，它把理性取向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同构成它们的应用条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混为一谈。正是这种瓦尔拉的“纯粹理论”产生了经济学学科的种种缺陷。它执着于自己所创造的武断的对立，即经济法则和社会法则之间的对立，前者建立在竞争和效率的原则上，后者服从于正义原则的统治。

新自由主义话语不是一种普通的话语体系，而是一种“强势”话语。这种话语在一个有各种强力关系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新自由主义是通过服从那些支配经济关系的力量所作出的经济选择来作到这一点的。它也因此将自己的符号力量加之于这些强力关系。在这种科学纲领的名义下，它转换成为一种政治纲领，这种纲领旨在创造出一些使上述理论得以实现和发挥作用的条件。这是一种从方法论上解构集体的纲领。

解除金融管制，从而实现一个纯粹和完美的市场，这个新自由派的乌托邦的运动是通过采取各种政治措施来达到的。采取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对任何可能对纯粹的市场法则构成障碍的集体结构提出质疑。这些集体结构包括：民族国家；工作团体；捍卫工人权利的集体组织、工会、协会和合作机构；甚至还有家庭。

新自由主义者的纲领是从那些自身利益得到表达的集团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中获得社会权力的。这些集团包括：股东、金融家、工业家、保守党或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等。新自由主义从整体上倾向于赞成将经济同社会现实分离开来并由此在现实中建构一种同其纯理论描述相一致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机制，它呈现一个调节经济力量的约束链。

二、新自由主义的后果

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进步相结合确保了资本空前范围的流动。这使那些关心短期投资回报的投资者有可能不断地比较各个最大的公司的赢利率，同时惩罚那些相对失败的公司。面对这种持久的威胁，这些公司不得不越来越迅速地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市场的需求，这是因为它们有可能遭到“失去市场信任”的惩罚并失去自己股东的支持。而渴望获得短期利润的股东们则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经理们。这些股东通过理事会建立起各种规则，他们也影响着雇佣、就业和工资政策。

具有灵活性的绝对统治因此得以确立起来，它表现为雇员在长期合同或临时雇用的基础上被雇用，公司的反复改组，以及公司内部各个自主的部门及班组之间展开竞争。这种竞争最后还通过工资关系的个人化而扩大到每个个人头上。竞争的方式有：建立个人业绩目标、个人业绩评估和持久评估体系，为体现个人能力和业绩而增加工资或发放奖金。个人化的职业途径包括：“下放责任”促使职员开发自身潜力，这些单个的工资劳动者置身于强大的科层制依附关系之中并同时对他们的工资、产品、部门和商店负责，仿佛他们是独立的承包人一样。这种“自我控制”的压力强迫工人“过度卷入”工作并迫使他们在高度紧张状态下工作。这些措施汇合起来削弱或者废除集体的标准或团结。

一个达尔文式的世界就以这种方式出现了。它是在科层制的各个层级上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每个人在充满不安全感、遭受痛苦和压力的条件下形成对其工作和组织的依附。这些制度安排和劳动后备军的并存成功地建立起生存竞争的世界。这些制度安排产生了不安全感，而这些后备军的存在很容易地由那些不确定的社会过程以及持久的失业威胁所促成。这种后备军在科层制的各个层级都存在，特别是在经理的层级存在。打着自由的招牌的全部经济秩序的基础实际上是失业、工作任期的不安全感以及它所暗含的解雇威胁的结构性暴力。个人主义者的微观经济模型“和谐”运行的条件是失业后备军的存在。

三、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和理论基础

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不仅在靠它为生的那些人如银行家、大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而且在那些从这种乌托邦中获得自身存在合理性证明的高级政府官员和政治家那里激起了对自由贸易的强有力的信仰。他们使市场的权利在经济效率的名义下神圣化，市场要求清除那些给追求个人利润最大化的资本所有者带来不便的种种行政的或政治的障碍，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已经变成一种理性的行为模式。新自由主义的信徒们想要独立的中央银行。他们鼓吹让民族国家服从于经济主宰者对经济自由的要求，禁止对市场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的任何管制，反对出现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主张公共服务普遍私有化，减少公共和社会开支。

经济学家在新自由主义乌托邦的诞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并不一定必然分享真正信仰者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他们只对这种乌托邦的经济和社会保持着个人的敏感。然而， 他们在经济科学领域对新自由主义乌托邦信仰的生产和再生产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经济理论通过自己的存在首先是思想形态的存在与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分离开来，这种思想形态最经常地以纯粹抽象的和理论的形式出现，它们特别倾向于把逻辑事物同事物的逻辑混淆起来。这些经济学家信任那些几乎从来没有机会去接受实验检测而证明的模型，这导致他们轻视其他历史学科的研究成果，因而常常无法理解真实的必然性和极度的复杂性。他们参与促成了可怕的经济和社会变迁。经济理论倾向于赋予现实以极端合乎逻辑的神话，他们为了这种神话而献身。

同经济学家的分析相反，现实世界及其实施新自由主义伟大神话的直接而可见的后果却是：不仅是在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中贫困人口所占比例日益增大，收入差距超常增长，文化生产的自主领域诸如电影、出版等由于商业价值入侵而逐渐消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各种集体机构解体了。这些集体机构主要是那些国家机构，它们是同公共领域的思想相联系所有那些普遍性价值的承担者。另一种倾向是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国家的上层领域例如在公司的核心层，人们都被迫接受道德达尔文主义作为一切行为和行动的准则。这种道德达尔文主义狂热崇拜成功者，并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和愤世嫉俗思想制度化了。

四、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

依靠各种保守的力量来摆脱新自由主义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是行不通的。向“自由主义”的过渡就像大陆漂移一样以一种难以察觉的方式进行着，因此它的影响也从人们的视野中隐去了。它的最可怕的影响都是些长期的影响。这些影响都被目前那些在捍卫旧秩序的人中兴起的对这种过渡的抵制所掩盖，这些抵制者利用旧秩序所拥有的资源，利用旧的社会团结形式和社会资本储备来保护目前的全部社会秩序。但这种社会资本如果不加以更新和再生产的话是注定要消失的，但这些“保守的”力量从另外一种观点来看也是抵制新秩序建立的力量并可以变成颠覆性的力量。如果仍然有理由不悲观的话，那就是在国家机构和在社会行动者和价值取向中仍然存在某些力量，这些力量唯有通过努力去发明和建设一种新社会秩序才能够抵抗挑战。这种新社会秩序将不会把利己的、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和个人对利润的激情当作唯一法则，相反它将为集体的价值取向合理追求通过集体的努力才能达到和为集体所认同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