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化经典之《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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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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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了黄河流域产生的三部重要经典著作，分别是《诗经》《老子》《史记》，为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我们需要重新认真学习这些文化精华。今天，我们先谈谈《诗经》。
《诗经》编纂于洛邑
西周、东周相继建都于洛邑(洛阳)，设立大学、小学，大学共有五所，称天子五学，即东学、南学、西学、北学、太学。关于天子五学所开的课程，《礼记·王制》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显然，《诗》是当时所开的课程之一。《诗》是一个不断修改完善的著作，它被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河南大学教授陈昌远在《诗经溯源》中，提出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由周王室的“守藏室”官员对那些面貌各异的作品进行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可以认为，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这在《诗经》时代是不断进行着的。
陈昌远说，《诗》在洛邑的定稿，是老子完成的。孔子入周问礼，抄录了这个定稿，以此来教育弟子，成为儒家的经典，被尊为《诗经》。
《诗经》的内容与传承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
这些诗篇，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就是依据音乐的不同。
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其地域从陕西到山东的黄河流域。其中《周南》《王风》是洛阳地区的民歌，《关雎》是《周南》的首篇，也是《诗经》的首篇。雅是洛邑“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音乐的“正声”。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
春秋时期，《诗经》成了各诸侯国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在外交场合，贵族们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使人“温柔敦厚”。孔子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按照孔子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是符合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以流传。汉初传授《诗》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东汉以后，毛诗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诗经》的世界传播与时代价值
从东汉到北魏，西域各国贵族子弟多来洛阳太学学习。两《唐书》记载，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西亚各国进行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波斯等国多有通汉学者。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撰写者景净是波斯人，他在碑文中引用《诗经》二三十处。
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始于汉代，作为五经之首的《诗经》得到广泛的传播，士人无不熟诵《诗经》。古代越南李朝、陈朝、黎朝、阮朝的科举考试，均以《诗经》为主要科考内容。古代越南文学作品中广泛引用《诗经》名句和典故，某些典故还保存在现代越南语言中。
东汉时期，中国《五经》传入朝鲜半岛。唐朝时期，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规定《诗经》为官吏必读书之一。其后的高丽王朝实行科举制，定《诗经》为士人考试科目。公元1728年，金天泽编纂的朝鲜第一部时调作品总集《青丘永言》，开拓了朝鲜诗歌创作的宽广道路，而它的序文就言明：它的编纂是借鉴《诗经》的编纂思想和经验。
汉文在东汉或者更早时期传到日本列岛，在隋唐时期汉文在日本上流社会开始流行，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日文。《诗经》的第一个日译本出现在唐朝后期，日本和歌的诗体、内容和风格都深受《诗经》影响，诗人纪贯之等人编纂的《古今和歌集》，其序言几乎是《毛诗序》的翻版。
《诗经》在欧洲的传播开始于公元16世纪，到公元19世纪初叶，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汉学升温，《诗经》译介呈现繁荣景象，欧洲的主要语种都有了全译本，而且趋向雅致和精确。北美在公元20世纪初期才开始《诗经》译介，美国新诗运动领袖意象派大师埃兹拉·庞德的选译本《孔子颂诗集典》，向美国读者大力推介《诗经》，曾引起热烈讨论。清朝时，《诗经》通过万里茶道传到俄国，出现15种《诗经》译本。苏联时期，费德林等汉学家又将《诗经》用现代俄文重译，东欧各国也都出现了《诗经》的译本。目前，《诗经》正以几十种语言在世界传播，在各国的《世界文学史》教科书上都有评介《诗经》的章节，“诗经学”成为世界汉学的热点。
《诗经》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记录了从西周到春秋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反映、表现了周代的礼乐文明。《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诗经》是黄河文化重要的经典之一，是我们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郑贞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