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葳 马义芳
陕西省秦岭发展研究会
青藏高原、秦岭、长江、黄河共同构成“两山两水”,是对中国乃至亚洲具备战略意义的自然复合地理-生态单元。
青藏高原被誉为“亚洲水塔”“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地跨中国、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六国,我国境内是其主体部分。
这片高地孕育长江、黄河、澜沧江-湄公河、怒江-萨尔温江、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狮泉河-印度河等多条亚洲主干跨境水系,保障数十亿人口淡水资源供给。
该区域生态过程不受国界阻隔,冰冻圈消融、水源涵养能力衰减、生物多样性退化等生态风险具备显著跨境外溢效应。
秦岭作为我国“中央水塔”与南北方地理气候分界线,是长江、黄河之间核心水源涵养地与生物基因宝库,承担调节东亚局地气候、稳定两大流域水量补给的重要功能。
长江与黄河自高原发源横贯华夏,既是滋养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串联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经济发展带与人口集聚区域的生态大动脉。
由此可见,“两山两水”并非四座相互割裂的地理地标,而是一套由源头、枢纽、廊道有机耦合的完整自然生态系统:青藏高原是亚洲多条江河的水塔源头,秦岭是长江黄河之间的生态调节枢纽,长江、黄河则是贯通国土空间的流动生态廊道。
整套系统功能边界显著超越行政区划,大量保护修复工作难以依靠地方属地分治、碎片化监管实现,客观上呼唤国家层面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的法治化制度安排。这正是《生态环境法典》将青藏高原、秦岭、长江、黄河予以专章规制的自然基础与现实动因,也为自然跨界生态系统法治化治理贡献本土经验,为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中国思路。
这种尊重自然地理完整性、突破行政属地分割的整体性法治实践,已经溢出国内治理范畴,具备重要国际启示。
青藏高原作为“亚洲水塔”,冰冻圈和水源涵养的变化影响辐射多个周边国家;秦岭、长江、黄河虽主体坐落于我国境内,但其维系的季风调节、流域碳汇、水资源调蓄功能同样存在区域乃至洲际生态外溢效应。
放眼全球,大量山地-流域复合生态系统普遍深陷治理困境:跨境河流多依赖临时双边合作协议,缺少稳定、系统、可预期的法治保障;大型跨国生态屏障被人为行政边界切割,保护行动缺乏顶层统筹协同。
“两山两水”独立成章的制度逻辑,本质是承认生态系统自身的生态边界与行政边界并不必然重合,探索形成“尊重自然单元—国家统筹协调—多元主体协同—法治长效兜底”的治理范式。该范式并不主张其他国家直接复制照搬,而是提供一套可观察、可借鉴的治理思路:对于关乎区域水安全、气候安全、生物安全的关键生态单元,应当跳出完全按照行政区划切块管理的路径依赖,以法律确立系统保护优先地位,统筹平衡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这一实践为亚洲乃至世界破解跨境生态协同、跨国大江大河治理、第三极类型冰冻圈保护等现实难题提供制度样本,成为我国参与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要法治实践。
基于该范式,可从理念、制度、实践、法治四个维度解析“两山两水”独立成章对世界环境治理的独特价值。
当今全球环境治理正处在秩序重构与范式转型的关键时期。气候危机持续加剧、生物多样性加速丧失、跨境流域生态退化、资源供需矛盾凸显,多重复合型生态危机交织蔓延。西方国家主导的传统环境治理模式内在弊端不断暴露,其根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立场,把自然视作经济发展的附属工具,治理重心偏向末端污染处置与单一环境要素管控,衍生出治理碎片化、权责配置失衡、南北生态治理鸿沟、发展与保护相互割裂等结构性矛盾,难以应对全球性、连锁式生态风险。
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积淀十余年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启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程,开创性将“两山”理念法律化制度化、将“两水”流域治理体系化并独立设章,完成三重跨越:从零散单行生态规制迈向体系化法治治理,从被动污染事后治理转向主动生态价值增益,从单一要素管控升级为山水水系全域系统治理。
“两山两水”独立成章绝非法律条文的简单汇编整合,而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保护与发展关系、局部治理和全域协同关系的深度重构,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同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现代系统治理理论交融生成的制度结晶。
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生态哲思提供深厚文化滋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自然观奠定理论根基,二者结合现代系统科学完成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在世界各国亟待寻找可持续发展新模式的时代背景下,探究“两山两水”独立成章的制度创新与全球价值,对于化解全球环境治理困局、完善全球生态治理规则、推进地球生命共同体建设,兼具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实践价值。
“两山两水”独立成章是《生态环境法典》富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与世界意义的核心制度安排,各章节之间相互支撑,构成有机统一的生态治理体系。
“两山”专章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内核,破除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非此即彼的固有认知,明确生态资源的资产属性、价值属性与发展属性。制度要义在于构建生态保护常态化、生态价值市场化、绿色发展长效化运行机制,借助法治化路径规范生态资源的确权、保护、核算、转化、增值全链条流程,推动生态优势有序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回应长期困扰世界各国“保护制约发展、发展破坏生态”的普遍性难题。
“两水”专章锚定长江、黄河两大国家级流域生态系统。两大流域幅员辽阔、人口密集,事关区域生态安全与国家长远发展安全,法典由此建立全流域统筹、全要素治理、全链条管控、跨区域协同的流域治理法治架构。区别于过去侧重水污染防控、水资源分配的单一管控模式,两水治理覆盖水资源管护、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水安全保障、流域绿色产业布局、跨区域协同协作等多重维度,实现流域生态系统整体性、系统性、长效化保护。
长江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黄河落实“重在保护,要在治理”,两大流域的现实治理实践,为法典专章制度设计提供扎实实践样本。
总体来看,“两山两水”独立成章形成完整闭环:以两山理念引领发展导向,以两水治理夯实生态基底,以法治保障永续发展。实现山地生态系统与流域水系系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局部属地治理与全域协同治理、短期集中整治和长期永续保护的有机统一。
山为水之源,水为山之脉,山林涵养水源,水系滋养山林,山水本为不可割裂的生命共同体。该制度遵循山水耦合共生自然规律,打通陆地山地保护与大江大河治理之间的制度衔接,推动山林保护与流域治理联动一体。
对比国内外既有环境立法实践,“两山两水”独立成章实现多重制度突破,为全球生态法治建设输出新型范式。
第一,治理逻辑创新:由末端补救转向源头系统治理。传统环境法律多立足于污染发生后的处置、生态破坏之后的修复,属于被动补救型制度。“两山两水”独立成章尊重生态系统整体性演化规律,治理关口向前迁移,以法典形式确立“生态优先、预防为主、系统修复”基本原则,形成源头预防、过程监管、末端修复、价值增益的全周期治理链条,契合生态系统自我演化与修复的客观规律。
第二,价值维度创新:由单向资源管控走向价值双向赋能。传统环境立法重点聚焦生态资源开发限制与污染惩戒,忽视生态资源本身正向产出价值。“两山”专章在法典层面确认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合法路径,把生态补偿、生态产业化、绿色金融、碳汇交易等市场化工具纳入法治轨道,让生态保护同步产生经济收益与社会收益,塑造“保护生态—获得价值回报—进一步强化生态保护”的正向循环。以往生态保护更多依靠公共财政兜底,该制度将生态产品价值纳入法律框架,推动优良生态环境从纯粹公共物品转变成为可以核算、可以交易、可以产生收益的发展要素。
第三,治理格局创新:由碎片化分治升级为全域协同共治。传统生态与流域立法普遍存在地域分割、部门分割、环境要素分割的碎片化弊病。“两山两水”独立成章打破行政辖区壁垒与行业监管壁垒,搭建起国家统筹、区域联动、部门协同、社会多方参与的全域共治格局,为跨区域乃至跨境大型流域治理提供制度化协同方案,破解过去“各管一段、各管一要素”的治理困局,统筹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生态治理。
第四,发展理念创新:由人类中心主义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西方传统环境法治以人类发展诉求为核心,生态保护仅仅作为经济发展的附加约束条件。“两山两水制度植根中华“天人合一”生态智慧,秉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将生态系统永续存续作为人类发展的前置条件,完成发展价值理念的根本性升级。
工业化极大释放物质生产力的同时,也催生全球性复合型生态危机,既有全球治理体系固有缺陷进一步放大生态风险,难以匹配地球生态系统一体化保护的现实需求。
第一,发展与保护二元对立困局难以消解。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两难:经济发展水平不足则难以承担生态保护成本,优先推进工业化又容易引发生态破坏。与此同时部分发达国家奉行生态霸权,向外转移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本国享受优良生态红利,却向外转嫁生态环境负担,全球绿色发展失衡持续加剧。历史累积排放责任与各国现实发展权利矛盾突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生态治理成本分担层面分歧显著,缺少兼顾公平性与可持续性的治理模式。
第二,跨境流域治理碎片化顽疾突出。全球范围内大量跨国河流缺少统一治理准则与常态化协同机制,沿岸各国各行其是,环境标准不一,权责划分模糊,水资源争夺、污染跨境迁移、生态修复行动脱节等现象频发。跨境流域生态退化成为全球性共性难题,尚未形成成熟可推广的法治化协同治理模式,多数跨境水系仅依靠临时性双边协议,缺少顶层法典化制度约束,面对长期生态退化约束力不足。
第三,制度设计重约束惩罚、轻激励引导,内生保护动力匮乏。现行全球环境规则多倚重强制性管控与惩罚手段,市场化激励制度供给不足,难以充分调动主权国家、市场经营主体与社会公众保护生态的主动性。单纯依靠行政强制无法维系长期治理成效,生态保护可持续性受到明显制约。不少国家环保政策过度依赖行政处罚,缺少生态收益反哺机制,地方、企业主动保护的内生动力不足。
第四,全球生态治理秩序失衡,规则供给滞后现实需要。现有全球环境治理规则形成于西方工业化发展阶段,更多适配西方国家发展路径,对发展中国家发展诉求、资源环境禀赋差异考量不足,呈现“重责任义务、轻发展权利,重末端治理、轻源头防控”的结构性短板,不足以应对日趋复杂的系统性全球生态危机,亟需更新迭代治理理念与制度范式。
“两山两水”独立成章构建起系统治理、价值共生、协同共治、永续发展的新型生态治理范式,精准回应全球环境治理四大现实困境,从理念、制度、实践、法治四重维度输出系统性解决方案,彰显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价值。
长期以来全球环境治理受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发展优先思维主导,生态保护始终处于被动从属地位。“两山两水”独立成章借助法典的法定效力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价值,颠覆保护和发展相互对立的传统认知,为全球环境治理注入全新价值逻辑。
“两山”理念提出“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观,破除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单一化迷思,证实优良生态本身即是稀缺发展资源,绿色发展代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现代化路径。该理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跳出西方传统工业化老路,探索保护与发展共赢的现代化道路提供思想指引,破解“发展必然损害生态,环保必然阻碍增长”的世界性思维枷锁。
“两水”治理蕴含系统思维、整体思维与共同体思维,纠正碎片化、单一要素的治理惯性,契合地球山水相连、水土相依、互联互通的客观生态特征,推动全球生态治理实现从单一要素管控向系统全域治理、从利己本位治理向共同体共治的理念转向,为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筑牢思想根基。地球本身是巨型山水耦合系统,山地、江河、海洋相互连通,局部生态损害会传导扩散演变为全球性风险,这就要求各国摒弃零和博弈思维,牢固树立生态共同体意识。
流域治理是全球环境治理重难点,跨境流域普遍面临协同机制缺位、权责界定模糊、属地治理碎片化难题。
“两山两水”独立成章依托法典专章,打造全流域统筹、跨区域协同、全要素覆盖、法治化保障的大型流域治理制度框架,为世界跨境大江大河治理提供可借鉴范式。
相较于国际社会跨境流域松散的合作协定模式,“两水”治理实现法治化、常态化、体系化,清晰划定统一保护标准、权责分配、协同流程、修复机制与考核评价机制,有效破除跨行政区域治理壁垒。与此同时,制度将水资源管护、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水安全保障、流域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统筹推进,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民生效益协同增益,突破国际流域治理“重管控约束、轻发展赋能”的固有局限。
亚马逊河、多瑙河、湄公河等全球知名跨境流域,均可借鉴这套制度框架搭建法治化协同治理体系,协调沿岸各国生态保护、资源开发、污染防治与绿色转型,化解跨境生态争端,推动全球流域治理朝着规范化、体系化、法治化方向演进。
当然,制度借鉴不等于直接移植照搬,不同跨境流域地缘条件、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应当吸收系统协同治理内在逻辑,结合本土国情开展制度本土化改造。
全球环境治理深层矛盾集中体现为各国发展诉求同生态保护约束之间的冲突,多数国家难以平衡短期经济增长和长期生态永续,这也是全球生态危机持续演化的重要根源。“两山两水”独立成章以制度化安排打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完整闭环,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实践方案。
“两山”专章在法典层面固化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转型路径,明晰生态补偿、碳汇交易、绿色金融、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多元价值转化渠道,让生态保护由财政成本负担转变为价值增量来源,充分激发政府、市场主体、普通民众参与生态保护的内生动力。这套“保护生态—获取发展红利—实现持续保护”的良性循环模式,适配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的国家,尤其契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生态、改善民生的现实诉求。
同时,“两山两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驱动经济社会全方位绿色转型,倡导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模式。
国内实践已经证明该范式具备现实可行性,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绿色经济规模扩张、区域协同发展提质增效,为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高效实践路径。
依托该治理体系积累的绿色技术、治理经验、产业模式,中国通过多边、双边绿色国际合作助力全球绿色转型,降低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生态修复技术应用成本。
应当强调,绿色转型不要求发展中国家直接套用发达国家严苛环保标准,需要充分尊重发展阶段差异,探索适配本国资源禀赋的转型道路。
当前全球生态法治存在规则碎片化、实操性不足、公平性缺失等短板,缺少兼顾科学性、公平性与可落地性的统一框架。《生态环境法典》“两山两水”独立成章填补全球在系统生态治理、生态价值法治、协同流域治理领域的制度空白,丰富全球生态环境法治体系。
从法治理念看,制度确立“保护优先、系统治理、价值实现、协同共治、永续发展”核心法治原则,弥补西方法治偏重惩罚惩戒、末端处置、发展优先的规则缺陷,建立兼顾生态安全、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的新型生态法治逻辑。
从法治内容看,“两山两水”专章构建涵盖生态资源确权、保护管控、修复治理、价值转化、责任追究、协同共治的全链条规则体系,做到生态治理有法可依、有据可凭、有责可究,为各国国内生态立法以及全球环境规则升级提供重要参考。
从法治价值看,该制度恪守公平普惠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差距与差异化生态责任,摒弃生态霸权逻辑,践行共建共治共享,推动全球生态法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高效务实的方向变革。
立足“两山两水”独立成章的制度优势与实践成效,可以从理念传播、制度共建、实践合作、人才学术赋能四个方向持续释放全球治理价值,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共建共享。
第一,强化理念国际传播,凝聚全球生态治理共识。借助双边外交合作、国际论坛、跨国学术交流等多元平台,阐释“两山两水”蕴含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山水系统治理、保护发展共赢的核心思想,打破西方单一话语垄断,推动新型生态治理价值形成国际共识,引导全球环境治理回归可持续发展本源。对外传播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国家本土语境,重视话语转译,避免概念生硬直译,提升理念跨文化接受度。
第二,推动制度国际适配,共建跨境生态治理规则。结合世界不同区域生态禀赋、经济水平、治理诉求,推动“两山两水”治理经验本土化转化,重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跨境流域、广大发展中国家,输出可落地的流域协同治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具包,助力区域生态治理法治化。坚持经验互鉴而非制度输出,充分尊重各国主权,由各国自主选择吸收适配的治理工具。
第三,拓展绿色国际合作,分享中国生态治理实践成果。依托“两山两水”治理实践,开展跨境生态修复、跨国流域协同治理、绿色产业共建、低碳技术联合研发等国际合作,输出我国生态保护、系统修复、价值转化的实践经验与技术成果,帮助发展中国家破解绿色转型困境,弥合南北生态治理差距。推动绿色技术普惠共享,促进绿色资金更多向发展中国家倾斜,切实降低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成本。
第四,夯实人才与学术支撑,筑牢全球治理智力基础。搭建中外生态文明学术交流平台,推广“两山两水”相关理论成果,培养兼具国际视野、通晓系统生态治理的复合型人才,推动中国生态文明理论、制度、实践经验深度融入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持续为地球生命共同体建设注入中国力量。鼓励跨国联合科研攻关,围绕跨境流域协同治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实现等议题开展合作研究,夯实理论学术根基。
“两山两水”独立成章是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化进程中的里程碑成果,也是新时代中国贡献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制度范式。
该制度遵循生态系统运行客观规律与人类永续发展内在要求,在理念层面重构人与自然、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在制度层面破解全球跨境流域治理碎片化、发展-保护二元对立的现实难题;在实践层面提供兼顾生态安全、经济增长、民生改善的绿色转型路径;在法治层面推动构建更加公平高效的全球生态治理规则。
对比西方传统环境治理模式,“两山两水”秉持系统治理、价值共生、协同共治、永续发展的内在优势,直面全球环境治理诸多痛点难点,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探寻生态优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全新选项。需要明确的是,“两山两水”范式并非一套可以直接照搬套用的标准化模板,而是一套可供借鉴的治理逻辑与制度工具箱,各国必须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历史文化传统完成本土化改造。
在全球环境治理秩序深度调整的时代背景下,持续推进“两山两水”理论创新、制度完善、实践落地与国际交流合作,有助于化解全球性生态危机,优化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凝聚全球绿色发展共识,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人类永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习近平。习近平谈生态文明建设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2] 生态环境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年度报告 (2025)[R]. 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25.
[3] 李干杰。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时代意义与制度创新 [J]. 中国法学,2024 (02).
[4] 张永生. “两山”理念的理论内涵、实践逻辑与全球价值 [J]. 生态文明研究,2025 (01).
[5] 王毅。全球环境治理困境与中国方案的突围路径 [J]. 国际政治研究,2024 (03).
[6] 长江黄河流域生态治理法治化研究课题组。两水流域协同治理的制度创新与实践价值 [J]. 法学评论,2024 (04).
[7] 潮娈。跨越山海的中国贡献——“两山”理念启迪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J]. 中国政府网,2025.
[8] 贝特霍尔德・库恩。中国生态文明理念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J]. 人民日报,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