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河流域文化资源形态及其未来发展思考

西安广播电视中心  樊 华

摘要：渭河流域既是地理空间，也是文化空间，是一条巨型、线性、活态的文化遗产带，也是一条中华文明的中轴线，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纲要》国家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已被列入国家黄河文化公园“支流文化廊道”之一。渭河流域文化资源是黄河文化和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精华部分。陕西关中是“渭河五带”（生态、科技、经济、文化、旅游）建设主要承载区，担负着更多的使命和责任。本文从渭河文化资源呈现形态上，分析其中的农耕文化、遗存文化、精神思想文化、红色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民居文化、方言文化、移民文化、信仰文化、民俗文化、演艺文化，总结概括了渭河文化历史悠久、大一统思维、开放多元、与时俱进的特征。本文提出渭河流域文化资源未来发展的一些思考，包括建立渭河全流域文化带建设“共同体”，打破甘肃、宁夏、陕西行政区域限制，谋划文化项目整体布局和联动发展；引入“文化资本”理念，把文化资源视为可增值的活化资本，推动流域文化融入生产生活、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接体制性资源，借鉴国家和外埠的文化带建设经验；并建议会议呼吁建设渭河文化博物馆。

关键词：渭河 文化带 文化资源 未来发展 黄河流域

一、渭河文化带研究的意义

渭河文化带指渭河干流及其支流形成的集水区域内多种文化样态的、连续性的、统一的文化系统，并以其文化资源形成独特的文化内涵，成为该地区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标识。渭河文化带概念，最早可追溯到2012年《陕西省渭河保护条例》表述的“渭河流域文化精神”；2021年10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纲要》中又提出，把“主要包括中游渭河流域和陕西、甘肃黄土高原地区”，作为“构建多元纷呈、和谐相容的黄河文化彰显区”； 2024年1月《陕西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完整提出“渭河文化带”概念；2025年7月，甘肃、陕西两省旅游集团联办渭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带发展大会，提出打造渭河流域文旅产业带，是对渭河文化带的实践诠释。

文化资源广义是指人们从事一切与文化活动有关的生产和生活内容的总称，狭义则指对人们能够产生直接和间接经济利益的精神文化内容。本次会议将渭河流域建设的外延划分为五带，说明文化资源采用的是狭义概念，聚焦于直接或间接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的精神文化内容。

渭河流域是黄河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区域，被称作“中华民族的中轴线”，是自然之河，更是历史之河、文化之河，研究渭河文化是传承黄河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于推动渭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这次会议的深意，就在于呼唤渭河全流域“五带建设”集体自觉与价值重构。

二、渭河文化带的文化资源形态及其特点

       1、渭河文化资源的形态

       其一，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渭河流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炎帝、黄帝在此发明农具耒耜（lěi sì），演变为后来的铁耙、步犁等畜力农具；后稷在古邰城（今武功西南）教民种植粟、麦，奠定了农业基础。西周至战国时期的井田制与水利工程（如郑国渠），使关中成为“国之粮仓”。唐代形成以泾、渭、浐、灞等水为主体的灌溉网络，包括永安渠、清明渠等，保障了农田的稳定生产。甘肃天水建有农耕博物馆，反映农业从刀耕火种到航天育种的历史和发展。

      其二，具象呈现的遗存文化。渭河流域有着历史时空维度下的文化资源谱系，从110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到20万年前的“大荔人”，石器时代各个阶段都有遗存，如大地湾遗址、半坡遗址等史前文明层，咸阳城遗址、阿房宫遗址等王朝文化层，郑国渠、龙首渠等古代水利遗产层等。甘肃段定西、天水有羲皇文化、三国文化、渭河河源文化，石窟文化等；渭河陕西段有宝鸡的周礼文化、杨凌的农耕文化、咸阳的秦文化、西安的汉唐文化、渭南的“三圣”（仓颉、杜康、司马迁）文化等，有72座帝陵和4000余座将相王公古墓，碑石卷藉不计其数，被称作“天然历史博物馆”。渭河流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有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大雁塔、麦积山石窟等7项，昭示着渭河文化达到过的广度和深度。

      其三，灿烂丰富的精神思想文化。渭河流域发育的周秦汉唐历史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流，黄帝炎帝就来自渭河支流姬水、姜水，“中国”一词出自关中出土的“何尊”铭文，汉人、汉字、汉民族都源于在关中建都的汉帝国而得名。海外华裔自称唐人，服饰称唐装，祖国别称唐山，也源于建都关中的唐朝。渭河流域精神思想文化总体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多元呈现，如甘肃定西、天水地区以伏羲文化为源头，融合秦早期兼容性、开放性、功利性色彩，不甘卑微，后来居上的进取精神以及三国战略思想等多元文明成果，形成独特的地域思想文化。西周时期周公旦在关中制定礼乐制度，奠定儒家文化根基，文化典籍《诗经》、汉赋、唐诗都是从关中发端。汉代独尊儒术后，长安成为学术中心，司马迁《史记》开创纪传体史书范式，班固《汉书》奠定断代史体例。诗赋（李白、杜甫）、佛教（玄奘）、艺术（吴道子）成就曾达到巅峰。宋张载在关中创立“关学”，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经世致用思想，强调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其四，意义独特的红色文化。渭河流域是一片红色热土，如：1928年5月1日在关中渭南爆发的著名的渭华起义；1932年5月创建三原县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的渭北革命根据地，失败后转进照金、陕甘边根据地，对党中央长征途中定鼎陕北具有的历史逻辑意义；1935年红二十五军和红一、二、四方面军先后途经渭河流域的陕西蓝田、长安，甘肃定西、天水和宁夏六盘山地区，沿途建立苏维埃地方政权。张学良、杨虎城1936年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1937年8月红军在泾阳县云阳镇正式改编为八路军，东渡抗日；1938-1940年中共在关中泾阳县安吴村举办“战时青年训练班”；1941年旬邑县马栏镇成为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机关驻地，被誉为“小延安”等，这些革命史实均有实物、文献佐证。

       其五，浓香厚味的饮食文化。食材品种与地理环境的特性有关，渭河流域盛产小麦和玉米，面食为主，花色品种不可胜数，如甘肃境内的定西洋芋搅团、荞圈圈，天水的呱呱、捞捞（相当固体麻辣烫）；关中的捞面、肉夹镆、凉皮、饸饹、糖糕、蒸馍、锅盔等。渭河流域肉食多以猪肉、牛肉和羊肉，形成兼收各民族风味的“秦菜”菜系，味道多辣，辅以酸味，品种繁多，每个城市都有颇具规模的“美食一条街”，如甘肃天水市区的4条美食街、西安回民街、咸阳北平国际面食街等，各种“地标美食”，包含着渭河流域居民对餐饮品质的追求，凝聚了精益求精的厨艺匠心。

其六，实用规整的服饰文化。渭河流域服装初定于周代，到汉朝形成完备的冠服体系的汉服，以丝绸、棉布为材料，融合了民俗与历史信息，上衣下裳（裳，相当于裙），宽袖深衣，在中华民族服饰流变中（如唐装）始终留有印迹。上衣下裤、上衣下裙至今仍是男人女人的主流服装标配。如今，男女不分的大裆裤子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各式时尚的西方和中国南方特色的新潮服装，但连脚裤（婴儿用）、肚兜（裹兜）、坎肩（无袖上衣）、甚至套裤（只有腿和腰的裤子）这些古老实用的服装至今还能见到。

其七，宜居拙朴的民居文化。渭河流域民居特点是就地取材，坐北朝南而筑，注重通风采光。房屋以木梁承重，檐口见长，砖、石、土砌护墙；院落以堂屋为中心，两侧建以单坡排水的厢房，加上院墙、大门，形成功能齐全的封闭空间，民居房屋现多改为砖混、混凝土框架和钢结构，格局未变。高原则利用黄土地质结构的垂直节理凿成窑洞，拱顶压力分到两侧，悬空直立，重心稳定，分力平衡，稳固性强，历史上几次关陇大地震房倒屋塌，窑洞多保存下来，活人无数。“地坑院”是渭河流域民居的奇葩，至今仍有人修建石拱、砖拱和钢筋水泥窑洞。

        其八，大俗大雅的方言文化。渭河流域方言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基础方言之一，总体以关中方言为核心，甘肃定西、天水与宁夏南部方言同属关中方言，语音略有差别，体现流域语言统一性，通行性高又有少量差异。关中方言片内部也有差异，分为西府和东府，“西府话”偏重后鼻音，“东府话”话带有山西语音元素。渭河流域方言是地域历史也是华夏历史的活化石，语言、民俗专家为此出版了不少大部头著作，仍未探底。这些方言常被看作俗词土语，其实语出有典，土得掉渣，又雅得高寒。

       其九，包容融合的移民文化。渭河流域纯粹陕甘人很少，基本都是移民。史载秦始皇迁移60万人入咸阳，汉高祖迁徒10万富豪到关中，东汉末年董卓之乱、魏晋南北朝时期“八王之乱”，当地人大举南迁，北方民族大量涌入后又被汉化。随后又发生外族入侵杀戮，明朝廷从山西大槐树强制移民陕西。1556年关中大地震，陕甘人口锐减；1862年始历时十余年回民起义，死亡2000万人又以渭河流域为多，清廷遂由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大量移民补充人口。抗日战争期间黄河花园口决堤、1942年河南大饥荒，又有大批外省人进入。现在关中地区渭河南岸多为湖北移民后裔，北岸多为山西、山东、河南移民后裔，陇海铁路沿线多为河南后裔，还分布有两广、浙江、湖南等地移民后裔，大量山东庄、山西庄、河南街、湖北滩等都是移民印记。移民带来了不同的农业种植品种和生产技术、饮食生活习俗、信仰和口音，通婚导致基因融合提高了流域人口素质，也造就了大度包容、丰富多彩的文化特色。

       其十，纷繁多样的信仰文化。渭河流域信仰总体以道教和佛教为主，伊斯兰教、基督教为补充，民间信仰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关中是道文化的重要发祥之地，以楼观台为代表的道观遍布域内；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长安，隋唐达到鼎盛，唐高僧玄奘远赴印度取经，藏经的大雁塔至今耸立；基督教于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传入长安，公元780年所立《大秦景教（基督教）流行中国碑》现存西安碑林；伊斯兰教于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传入长安，西安现有化觉巷、大学习巷、大皮院、小皮院等清真寺，成为重要文化地标；甘肃天水作为地级市就有1260多处宗教活动场所。渭河流域民间信仰多种多样，如定西地区对明代知县许珌（bì）、南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信仰；天水地区对伏羲的信仰；关中地区对龙王、菩萨、药王、城隍、门神、灶王爷信仰等，还有宗亲信仰，视逝去祖宗先人为升仙，是一种敬畏自然，纪念先贤，憧憬美好生活的图腾文化心理。

       其十一，率直勇武的行为文化。渭河流域文化底色是水文化为基础的秦文化，旱涝频仍的自然环境，数不清的战争，走马灯式的王朝更迭，对人的性情行为有深刻影响。史载“秦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舍生忘死”（朱熹），“羞文学，好勇武”（班固），比较文学家吴宓先生则总结为“生冷蹭倔”四字，即乍一接触有冷傲难近，宁折不弯，火爆凌厉之感，且情绪转换剧烈而少过渡，实际上冷面热心，不事浮夸，本色纯真厚朴，富于果敢、实干、冒险精神，尚武尚德。抗战时期，中条山战役陕军八百壮士弹尽粮绝宁跳黄河而不降等都是生动写照。但渭河流域居民性情特点中也有小富即安，留恋家庭，缺乏变通的特点。

      其十二，乡趣乡情的民俗文化。渭河流域民俗在生辰，婚嫁，丧葬，农事、衣食住行、岁时节庆、文化娱乐、交际礼俗等方面有趋同性，又各具特色。如甘肃省定西农历四月八庙会“碰鸡蛋”，赢者拿走输者鸡蛋；天水是伏羲故乡，民俗中有许多传说和庙会祭祀活动；关中风俗最形象概括是“十大怪”（面条像裤带、房子半边盖、秦腔唱罢嗓子坏等）。渭河流域农村婚丧习俗很有特色，大办数日，各家派人帮忙，开设一拨接一拔吃饭的流水席。婚礼上“耍公婆”，入夜闹洞等，增添喜庆气氛；丧事郑重，会齐亲友择日安葬，子女披麻戴孝，三叩九拜，安葬之日焚香放炮，吹吹打打，遮掩丧亲之痛，体现对生命的敬畏。另有堆锦、剪纸、刺绣等传统技艺，被列入民俗非遗项目。

       其十三，秦风雅韵的演艺文化。渭河流域是中国演艺文化发祥地，“梨园”一词就出自唐长安训练歌舞艺人之地。渭河流域演艺文化以秦腔为核心，其他剧种为补充，融合舞蹈等民间艺术形式，构成丰富的地方演艺文化。如甘肃定西和天水地区的陇剧、曲子、戏皮影戏等。陕西地方戏曲剧种数量居我国首位，关中地区除秦腔外还有眉户、碗碗腔，线腔同州梆、关中道情，富平阿宫腔、乾县弦板腔等；地方音乐、舞蹈表演历史久远、题材丰富、传播广泛，许多已列入国家级民间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渭河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2、渭河文化资源特色

     （1）历史悠久。如前所述，渭河流域是古人类发源及繁衍的重要地区，有比较完整的发展谱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周部落。关中长安（今西安）是十三个王朝和四个农民政权的建都之地，总计建都时间超过1200 年，与雅典、罗马和开罗并称世界四大文明古都。

      （2）大一统思维。同饮渭河水，治河需要统一筹划管理，治水思维延伸到治国，秦统一六国后在咸阳创立中央集权体制、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成为以后古时历代所坚持的基本制度，虽然改朝换代频繁，但统一仍是国家制度最重要的基因。

      （3）开放多元。渭河流域是农耕文化游耕文化交汇，周文化与齐鲁文化融合，最早领社会开放之先。史载周穆王时代就开始中西交流，长安自张骞出使西域成为“丝绸之路”起点，沟通中西两大文明，唐代与周边三百多个国家建立密切关系，掀起空前规模的中外文明交流大潮；历史上14少数民族在陕西留下踏痕，促进了文化融合，形成多种多样的农作品种、饮食习惯、百业技艺，服饰、语言、习俗、艺术等，构成博大包容，开放进取为基调的独特文化现象。

      （4）与时俱进。渭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特别是新世纪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带动下不断赋能、演进，例如城市扩容使渭水成为宝鸡、杨凌、咸阳、西安和渭南的“城中河”，生态保护和修复、乡村振兴催生了渭河流域众多新文化景观。人们文化心理也发生变化，择业、婚恋、迁徙、信仰和生活习惯也在改变，移风易俗，在“文化乡愁”中与现代生活和理念接轨，构成渭河文化新靓点。

三、渭河流域文化资源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

       渭河文化资源运作的存在问题，一是涉及陕甘宁3省9市共84个市县区跨行政区划的协调难，遗址保护与城镇化的矛盾大。二是文化传承和价值转化不够，有关文旅资料显示年轻群体参与度低，18-35岁游客占比不足30%；文旅产品同质化严重，75%景区以静态展示为主。因此可做以下思考：

       1、建立全流域文化带建设“共同体”，跨行政区域谋划整体布局和联动发展。一是构建基于渭河文化共识的“价值共同体”，建立协商联络机制，在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上合作，统一规划，分别建设；建立渭河流域文化资源基础数据库，对渭河文化全面挖掘整理和系统研究，推动渭河流域文化体系建设，提高渭河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二是构建保护、扬弃和发展渭河文化的“传承共同体”，避免物质形态的文化盲目开发和非法损害，非物质文化可利用数字多媒体技术手段整理保存；对渭河文化应有扬弃，让精华内容成为文化范本，也去其糟粕，摒弃其中等级思想、男尊女卑、陈规陋习等内容，根据文化资源禀赋打造文化品牌，形成渭河文化标识和符号体系。三是构建渭河文化“传播共同体”，擦亮渭河文化品牌，变资源为发展势能。流域省区的地方政府、新闻和文化团体、文化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各界人士是渭河文化传播主体，都负有保护、传承和弘扬渭河文化的历史责任，在现代社会传播格局下应利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抖音、快手等内容平台，微信公众号、百家号、头条号等自媒体平台传播渭河文化，让更多人了解渭河，走近渭河。

        2、引入“文化资本”理念，把文化资源视为可增值的活化资本。“文化资本”是一些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概念的扩展，揭示文化背后的资本逻辑，澳大利亚人、前国际文化经济学协会主席戴维·思罗斯比干脆从经济学意义诠释文化资本，认为文化资本同时具有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可以带来商品或服务的流通，能够贡献文化价值的无形或有形资产[footnoteRef:0]，这给渭河流域文化资源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任何文化都有“社会功利性”，渭河文化带的构建目标，无非是传承地域文化与推动地方发展两大层面，而文化资源的利用是对文化最好的传承，“活态保存”才能真正留住文化的灵魂，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动能，反过来能更好保护文化资源，造福社会。2017年中办、国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文化应当“融入生产生活”。渭河文化带内在核心与外在表现为文化与精神属性，但其社会、经济属性则是主要支撑和终极目标。

       3、注意对接体制资源，借鉴外埠文化带建设经验。渭河文化带建设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国家黄河文化公园规划的5个“支流文化廊道”之一，是一种体制运作模式，即政府牵头，研究单位和文化企业参与、民间组织配合的机制，应当根据相关产业政策，研究、规划和实施。目前出现不少区域特色文化带，如淮河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丽江文化带以及长城文化带、丝绸之路文化带等，它们通过保护古遗存、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等，吸引大量游客和研究者，成为旅游业的重要支柱，同时规划了周边的风景区和乡村，实现了生态、文化、旅游和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再如江苏省成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等，都值得借鉴。

        4、强化文化与旅游资源叠加，丰富文旅产品供给。要加强渭河沿线城市携手，活化渭水文脉，创推优质项目，深化合作样板，健全旅游线路联通和客源互送机制，释放聚合效应，构建市场共建、产业兴旺格局，聚力打造渭河流域文旅产业带高质量发展。

       5、建议会议向有关部门呼吁：在渭河、泾河交汇点即“泾渭分明”处，建设渭河文化博物馆，荟萃渭河全方位信息，成为地标性渭河文化符号。